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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本尼现在就处于第一阶段，疾病的表面症状好转会进一步强化这个阶段.

    有两个选择。要么顺从对方意见，看着好起来了就是好起来了，赶快签字出院回家去吧；或者坚持己见，用对方完全不懂的知识讲明，现在只有必死和兵行险招两条路走。

    后者的坏处在于，万一治疗失败，没人给他证明治疗是必须的，特别是在没法留下客观证据的条件下，更容易造成百口莫辩的困境。

    更糟点的话，就得承受愤怒心理阶段对医生的迁怒，很少有人能控制得住这种极端失望转化形成的情绪。

    比较中庸的方法是，用完全客观的角度将病情发展和治疗方案叙述一遍——实际上也没啥区别，该讲的早讲过了，听不懂的再讲一遍也不会懂，或者是不愿意懂。

    讲完后再交给对方选。当然，无论对方选什么，医生都可能会最后强调一遍这个选择的风险，并确认在做选择时已经清楚且接受。

    这样算是尽到了最后的义务，顺便把雷给排了、锅甩了。

    克拉夫特搬了张椅子，在床边坐下，好与对方平视。

    “疾病进程中本来就会有阶段性的缓解或恶化，但大方向上我们早就交流过了。

    “病人已经有了实质性病变，不由外力介入处理的话只会继续进展，目前看不到好转希望；但同时，治疗方案不够理想，最优情况下，我都认为存在三成左右致死率，以及更高的致残风险。”

    “唉……”看着本尼纠结茫然的表情，克拉夫特叹了口气。

    不出所料，讲得再多也一样，家属不一定听得懂，听懂了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医生，本质上还是盲选。

    看似是把选择给对方，实际上是把选择给了命运的骰子。

    也许是昨日手术消耗了太多精力，理性与利弊计算难以维系。在烦躁、疲惫之外，他忽然感觉到，有异样的拘束感被从哪个松动的裂隙里释放出来。

    不是刚才使用精神感官的后遗症，而是种无形但某些角度上更令人难受的束缚。

    像被细链牵住的大象，习惯性地在范围内打转。

    终有一日它会不胜其烦，产生必然的反思：

    【为何我要如此？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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